陈建军

一、身份转型：从地方煤矿到抗战能源基地

（一）战前西南煤矿工业的萌发地。今万盛及其周边地区的煤炭开采可追溯至清代。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川杨某组建“溥益公司”，开采万盛场东林寺附近煤炭。至20世纪初，随着川汉铁路筹备和重庆开埠，地方绅商在煤炭开采中引入以蒸汽为动力的通风、排水和电力照明等设施，煤炭开采从手工生产向半机械化过渡。然而，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今万盛区境煤炭年产量较低，主要供应重庆及周边地区的民用及工业市场，煤炭的工业价值尚未充分显现。《桐梓县志》载：“犹官坝、桃子凼、通坎一带煤厂，系土著商民所办。煤煅炭花，运销泸、渝汽船、工厂，获利甚巨。”

（二）战时工业内迁与战略机遇践行地。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确立“以西南为中心”的抗战策略，沿海工业大规模内迁。1938年10月，颁布的《非常时期煤矿工商管理条例》规定：“经济部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将战时必需之各矿业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从解决抗战后方钢铁企业能源问题出发，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和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办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投资100万元法币（1942年增加投资1000万元法币，1943年再增加830万元法币），在南桐煤田划定1018公顷矿区筹建南桐煤矿，并委派原井陉煤矿矿长侯德均为南桐煤矿筹备处主任。南桐煤矿的筹备、建设纳入了战时国家战略体系。同时，经济部特设燃料管理处，采取多种措施扶持后方煤炭业发展，帮助东林、天府、三才生等煤矿改进生产技术，更新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能力。南桐煤矿成为战时重点开发矿区，奠定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这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其一，重庆作为战时政治中心，1939年后人口激增，军工企业、发电厂、钢铁厂的集中布局导致能源需求骤增；其二，川黔铁路（綦江段）和长江航运网络的完善，使南桐成为连接重庆与西南腹地的能源枢纽；第三，相较贵州、云南煤矿，南桐煤矿距重庆仅100余公里，运输成本低，便于应急调配。

1940年3月1日，南桐煤矿筹备处正式改称“军政部兵工署、经济部资源委员会钢铁迁建委员会南桐煤矿”。南桐煤矿从奉命筹建到正式产煤，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在抗战背景下，快速形成了“资源集成、官办建设”的战时工业模式。

（三）战时交通区位条件的升级地。南桐矿山处于群山环抱中，自古以来交通不便，而随着煤矿开采，迅速改变了交通区位。公路方面，1943年5月24日，万盛煤矿两河口至范家堡1.8公里公路竣工，并接入川湘公路。自此，由万盛煤矿生产的煤焦可由水陆两种方式运往重庆。铁路方面，1939年1月—1948年秋，南桐煤矿王家坝至三江27.298公里轻便铁路陆续建成，并与綦江铁路相接。水路方面，1939年，南桐煤矿为解决蒲河到重庆的煤焦运输问题，分别在綦江、宜宾、江津、重庆等地招标制造了16吨木船140只，投入水上运输。1942年12月，东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建成两河口的上村堰，解决了由矿至重庆煤焦水运的关键问题。东林煤矿所产煤炭可经轻便铁路至两河口上村堰卸车，装木船运20余公里到鲁峡峒起岸，用板车、独轮车循公路转运1公里后装船，经綦江到江口再换船运到重庆。

二、生产变革：从技术突破到产能跃升

（一）技术创新与效率提升，改变了南桐煤矿的生产方式。战时物资匮乏倒逼技术本土化创新。针对南桐煤层平均35°的大倾角、瓦斯含量高的地质难题，工程师团队改良传统“高落式”采煤法，引入“阶段式分层开采”技术，将回采率从40%提升至65%。在通风系统中，创造性使用“自然风压+机械辅助”组合模式，通过在山顶开凿通风井、安装50马力鼓风机，解决了深部巷道供氧问题，这是民国时期煤矿工业技术的重要进步。

1938年，钢铁企业内迁，焦炭需求量猛增，促进了南桐煤矿炼焦方式的变革。1941年东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利厂不仅修复原有的6座圆形炼焦炉，还新建60座，1942年又新建20座炼焦炉，并着手筹建东林煤矿洗煤厂，开始用洗精煤炼焦（冶金焦），并新建长方形炼焦炉（萍乡炉）10座，圆形土焦炉40座；日炼焦40吨。1939年，南桐煤矿筹备处先后在总厂和一分厂，修建长方形平炉（萍乡炉），月产焦炭200吨；1941年，将长方形炼焦炉改造成中心圆式焦炉；同年，又在谷口河修建炼焦场，新建圆炉23座、长方形炉12座。后采用战时生产局美国顾问克莱建议，将长方形炉改造成美国的蜂房式炼焦炉，缩短炼焦时间，成焦率达55%，比圆炉提高5%。1943年，万盛煤矿利厂有圆形土焦炉50余座，日产焦能力达300吨；腰子口有长方形萍乡炉17座，月产焦能力1500吨；豫式圆形炉（中兴炉）5座，日产焦能力100吨。1945年2—3月，在马车站增建土炉30座、丙种长炉11座；同年7—12月，又建造美式蜂房炉16座。本土技术与引进技术的有机结合，有效提升了万盛煤矿区的煤炭产量。

（二）产能跃级与产业联动，推动了战时工业的快速发展。抗战时期，南桐煤矿的煤炭产量呈跳跃式发展。1944年5月，《川康建设》刊载石工的《南桐煤矿探勘记》指出：“现在全厂（南桐煤矿）分为四个部门，一个总厂和四个分厂，总厂是经营全厂各方面的事务，丛林沟一分厂，是专门开采高岭土，用来造耐火砖的，正式出煤的，只有王家坝二分厂和胡家嘴三分厂，而以胡家嘴三分厂为主要。目前，每厂每天可产煤五百吨，就是全厂一天可出一千吨，一个月可出三万吨。”在文章结尾，作者又指出：“南桐煤矿是四川仅有的大煤矿之一，它的设备已经进入新式矿业的阶段，至于它的产量，更是救济煤荒中的一支生力军，而且大部分的煤，都可以炼焦，这种是冶金工业的不可或缺的燃材。”

南桐煤矿筹建时，筹备处1938年3月曾派员在湖北大冶铁厂、汉阳铁厂等地拆运车床、绞车、水泵、锅炉、蒸汽机、发电机等设备700余吨，运抵重庆，于1940年4月陆续运到南桐矿，作为建矿初期的第一批机电设备，为南桐煤矿的生产发展奠定了重要硬件基础。1946年，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主办的《资源委员会季刊》刊发的张伯颜《抗战八年来之煤矿业》统计显示，南桐煤矿焦炭产量，1939年为2613吨，1942年为37713吨，而烟煤产量，1939年为16913吨，1942年为150958吨，呈井喷式增长态势，两项生产指标均在资源委员会所属的20个煤矿中位列第一。谭熙鸿主编的《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上）》刊发李鸣龢《十年来之中国煤矿业》也指出，抗战时期，南桐煤矿煤炭日产能为400吨。

南桐煤矿的发展还直接带动周边地区林业、烧制业、编织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南桐、东林矿所需物资除五金电器产品分别由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和东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代购外，其他如木材、砖瓦、竹绳等土杂品在本地和邻近綦江、桐梓、南川县购办，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

南桐煤矿所产煤炭除供应军工生产外，还用于发电和公路、轮船动力燃料，成为“战时工业生态系统”的核心节点。

三、战略定位：能源供给与持久抗战

（一）军事工业发展的“黑色血液”。煤炭是钢铁冶炼的核心燃料，而钢铁是武器制造的基础材料。1941年3月，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月刊》刊载《南桐煤矿筹备处事业概况》指出：“该矿所产煤焦，专供钢铁厂应用，即以钢铁厂为销售对象。”抗战以前，川煤的煤质难以炼制冶金焦。随着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与天府、南桐等煤矿公司合作，进行洗煤炼焦研究试验，最后根据不同煤质确定了各厂的洗煤标准，进而生产出适合炼铁的冶金焦。

1938—1945年，南桐煤矿所产煤炭绝大多数直接供应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兵工署联合成立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直接用于战时钢铁工业生产。万盛（东林）煤矿所生产的煤焦，则主要供应重庆各兵工厂、水泥厂及其他钢铁、翻砂厂等。

（二）民生保障与社会稳定的“润滑剂”。除工业用煤外，南桐煤矿也承担了重庆市民的生活用煤供应。1940年，日机实施“100天疲劳轰炸”期间，矿区通过夜间轮渡经长江运抵市区，确保“陪都无断炊之虞”。能源稳定间接维系了战时首都的社会运转，1943年，《大公报》社论评价南桐煤矿：“南桐之煤，不仅是炉火之薪，更是人心之锚。”

（三）打破日军能源封锁的“黑金防线”。1939年，日军实施“川江封锁”，切断长江中下游航运，国际援华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运量骤减。在此背景下，南桐煤矿成为“以煤代油”战略的关键支撑。1944年，重庆动力油料厂利用其褐煤资源，采用德国低温干馏技术获得煤焦油，并经高压加氢提炼汽油，有效缓解了燃油危机；民国实业家卢作孚在其《论川江航运之改进》著作中指出：民生公司轮船改装“煤炭煤气机”，以南桐碎煤为燃料，维持了川江航运生命线。这种能源替代策略，使日军“以战迫降”的企图落空，为持久战赢得了时间。

四、社会构建：从工业聚落的形成到地域现代化的发展

（一）培育了今天万盛产业群体的组织体系。随着生产扩张，南桐煤矿区人口进一步增长，形成西南地区最早的现代产业工人集群之一。资源委员会推行“战时劳动管制”，建立技工培训所、安全讲习会，同时成立“职工消费合作社”，提供低价粮油、医疗服务，客观上改善了煤矿工人的职业保障和生活质量。

较之周边地区，煤矿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教育的发展。1939年9月，南桐煤矿在桃子荡兴建“军政部兵工署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南桐煤矿附属小学校”，开矿山普通教育之先河，1941年6月，学校更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二员工子弟学校”。万盛煤矿也于1945年9月开办员工子弟小学。

南桐煤矿和东林煤矿也开展劳动竞赛，提高产业工人的劳动技能。1942年开展的煤矿工业工作竞赛中，万盛煤矿张景辅、赵良新、谈自清分获公司采煤、运煤、炼焦优胜。南桐煤矿朱光利参加采煤竞赛名列榜首，获得工作竞赛推行委员会颁发的奖状奖品。同年12月—1943年1月，南桐煤矿开展生产工作竞赛，朱光利获得第一名，再次获得经济部工作竞赛推行委员会颁发的奖状。这种劳动竞赛的开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煤矿工人的劳动积极性。

（二）奠基了今天万盛的城市工业空间格局。南桐煤矿的建设与发展打破了西南地区传统的乡村格局，形成了“生产—生活—教育”一体化聚落。生产区以竖井为中心，配套选煤厂、机修厂；生活区建设职工宿舍、露天剧场、子弟学校。煤矿及运煤交通线客观上催生和繁荣了南桐矿区周边场镇的发展，商铺盛极一时，成为“因矿兴城”的早期城市化雏形。这种空间重组，使南桐煤矿区成为西南山区较早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工业社区之一。

（三）扩展了南桐煤矿的技术辐射带动力。南桐煤矿的技术溢出效应辐射周边。其机械修造厂为綦江铁矿、天府煤矿提供零部件。有资料显示，南桐煤矿工程师曾赴贵州遵义、云南宣威指导土窑改良，将先进通风技术推广至20余个中小煤矿。这种“技术移植”加速了西南矿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西南矿业发展报告》指出，至1945年，川黔滇三省机械化采煤比例从战前的15%提升至40%，南桐煤矿的技术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历史价值：

抗战时期南桐煤矿留下的启示

（一）战时工业动员与凝聚力的范本。南桐煤矿的实践证明，在外部封锁条件下，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技术适应性创新”，可实现战略物资的自主供给。其“官办为主、民办相辅、共同发展”模式平衡了政府统筹与市场效率，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导南桐、东林煤矿的建设，保障了战略导向，而地方资本入股煤矿，则激活了民间活力。更重要的是，其“能源—军工—民生”的产业耦合，构建了战时经济的微循环系统，为持久抗战提供了物质支撑。

（二）近代重庆工业化的历史注解。作为西南最早的现代煤矿之一，南桐煤矿与其他工矿的共同发展改写了重庆“以商为主”的城市属性，推动其向“工商复合型”城市转型，为奠定重庆成为“西部工业重镇”作出了贡献。南桐煤矿留下的众多煤矿工业建筑、采掘设备、生活场景等遗迹，至今仍是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史的重要实物史料。

（三）对当代能源安全的启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这种基于历史经验的战略思维，正是南桐煤矿贡献的价值所在。在百年变局与能源转型的当下，南桐煤矿的经验仍具现实意义：其一，核心能源产区需预留战略产能，建立“平时民用—战时应急”的弹性机制；其二，重视能源技术的本土化研发，在外部技术封锁下强化自主创新；其三，关注能源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协同，通过产业链延伸促进地方现代化。

抗战时期的南桐煤矿，不仅是一个能源生产单元，更是中国工业界在危机中奋进的缩影。抗战期间，它的技术改良在荒山深谷中培育出现代工业的火种。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当民族面临考验时，资源的合理调配、技术的务实创新、人的主观能动性，共同构成了抵御风险的坚实防线。南桐煤矿的贡献，早已超越煤炭本身，成为中华民族在逆境中坚守与突破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