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贵

今年，距离抗战胜利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十年。时光的洪流，足以冲刷掉太多痕迹，但台湾著名文学教育家齐邦媛先生，在81岁高龄，用毕生学养与记忆，历时4年，写就一部25万字的《巨流河》，筑起一座文字堤坝，抵御着时间的冲刷与遗忘的洪流。

书名“巨流河”取自作者故乡辽河的清代别称，全书以回忆的形式，讲述了齐邦媛和家人从东北巨流河畔到台湾哑口海辗转曲折的人生经历，她将个人的悲欢离合嵌入宏大的历史中，不仅是一部流亡岁月的家族史，更是中国教育救亡图存的抗争史。齐邦媛先生说：“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让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泪与血’不被遗忘。”

故事的源头，得从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说起。这位被尊为铁老的汉子，一生忧国忧民，为抗战奔走呼号，甚至冒死潜回东北联络抗日组织，指挥学校师生向关内迁徙。他坚信教育兴国，战争可以摧毁城市，但不能摧毁思想；可以毁灭一代人的肉体，但决不能断掉一个民族的文脉。他们那一代创办东北中山中学，不仅为教育“以髫龄之年，远离乡井”的家乡子弟，并且要在国破家亡之际引导他们，在颠沛流亡路上养护他们。他将自己的黄金岁月尽数奉献，甚至无暇顾及妻女。这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不近人情，但在那个时代，这恰恰是一个知识分子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父亲用生命守护的教育之光，也照亮了女儿齐邦媛颠沛流离的童年和少年。《巨流河》里，齐邦媛的成长轨迹，几乎就是一幅战时中国的教育迁徙图。九一八事变后，父亲齐世英带着东北中山中学师生，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汉口，到湘乡、到桂林、到怀远，有车搭车，无车走路，跋涉流离进入四川，一路迁徙，一路弦歌不辍。齐邦媛写道：“自离开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静宁寺，整整一年。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她在书中深情地回忆她的老师们：“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师们随时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真正地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尤其是自尊与自信。”

在重庆南开中学，上课成了一场与死神的赛跑，炸弹声伴随着读书声，“一声警报、二件衣裳、三人同行、四面张望”成了出门逃命的口诀。不跑警报时，大家埋首用功；跑警报时，课本仍然带着，准备明天的考试。她在文中写道：“1941年，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每天防空警报响起，我们就躲进教室后的防空洞，先生在洞内教我们念‘中国不亡，有我！’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家国’二字的重量。”

在战火燃烧的岁月，南开的老师们联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这些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就像张伯苓校长说的：“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如果说南开中学是知识在绝境中的扎根，那乐山武汉大学的岁月，便是精神在废墟上开出的花。

那时的大学，虽然物质条件匮乏，但大师云集，文星璀璨。其中对齐邦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光潜先生。齐邦媛在《巨流河》中提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九四五年，战争未完。当时的艰困，朱光潜先生上课时“一字不提”，只是有天讲到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悲苦》，写到一个女人，儿子七年没有音讯，竟语带哽咽，稍停顿又念下去，念到最后两句，“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h（若有人为我叹息），They pity me， and not my grief（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他取下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阖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无人开口说话。

齐邦媛说，在那样一个艰困的年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身为学生的她甚至感到荣幸。这是一个民族顶尖的学者，在引领着一群饥渴的年轻灵魂，去触摸人类文明中最柔软、最美好的部分。“他们将一切美好的、悲切的、含蓄宁静的文学情怀传授给我，开启了我年轻的双眼，使我一生走在人间，学会观察、了解，永不目盲。”

《巨流河》作为齐邦媛晚年的心血之作，体现一种“在苦难中坚守”的生命态度，她以个人生命史映照了20世纪中国教育的苦难与坚韧的历程。书的结尾写道：“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两千多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熄灭声消。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她的一生，从大陆的巨流河启程，最终在台湾的哑口海归于平静。可无论身处巨流河还是哑口海，有一件事从未停歇——那就是对知识的追求、对文学的坚守。正是对知识的追求，给了她在巨大悲伤中寻找愉悦的能力；也是对文学的坚守，塑造了一代知识分子最坚韧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