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昭伦

在我老家所在村的办公室外面，有一块刻着“民权村”字样的石碑。石碑表面光滑平整，新漆的红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石碑像是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让我想起40多年前，就在这块石碑附近，也有一块石碑，名叫“四楞碑”。

一

关于“四楞碑”的来历，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明末清初，现南桐镇民权村所在地，由于山路崎岖，每逢下雨天，道路一片泥泞，村民出行十分困难。生于斯长于斯的杨氏兄弟杨维翰、杨维城，自幼饱读诗书，深受传统儒家“仁爱”思想的熏陶。面对家乡父老乡亲被这糟糕的道路所困，两人没有丝毫犹豫，决定捐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修路，以解决村民出行难问题。由于两人资金有限，他们便挨家挨户动员群众捐款捐物。起初，很多村民不理解，通过他们反复劝说，向村民讲述修路的意义，最终大家同意献出家里多余的稻谷，通过变卖变成银圆，用于修路。

在修路的那些日子里，杨氏兄弟与周围的村民们一起，一锄头一锄头地平整土地，一块石板一块石板地铺设道路。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奋战，昔日那条让人们望而却步的山路，摇身一变，成了一条长约3公里的石板路。人们走在路上，脸上禁不住绽放出久违的笑容。

杨氏兄弟的这一善举，很快传到官府。在古代，官方对民间善举的表彰是一种常见的鼓励方式，旨在弘扬良好的社会风尚。为表彰两人对家乡的无私奉献，官府同意在此立碑纪念。工匠们怀着敬重之情，精心雕琢，在碑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捐资人的姓名。而这座“四楞碑”，不仅是对杨氏兄弟善举的永恒铭记，更是村民齐心协力、共同付出的有力见证。

围绕着“四楞碑”，当地民间还流传着另一个神秘而动人的传说。在古代，人们对自然现象和未知事物充满敬畏，常常借助神话传说来解释和寄托美好的愿望。很久以前，有一位云游四方的高僧，脚踏芒鞋，身披破旧袈裟，一路云游至此。当他踏入这片土地后，立刻被这里山清水秀的景色深深吸引，那连绵的青山、清澈的溪流，仿佛世外桃源。然而，他敏锐地察觉到百姓们出行的艰难，那条泥泞的道路，就像一条无形的枷锁，束缚着人们前行的脚步。高僧心怀慈悲，轻轻将手中的四棱拐杖插入泥土中。一刹那，天地间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涌动，只见那根拐杖瞬间化作一座“四楞碑”。自那以后，这里便风调雨顺，庄稼年年丰收，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就这样，四楞碑就成为人们精神寄托的象征，与那些古老的传说一起，共同构成民间独特的信仰体系，生动地展现先辈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懈追求。

八九岁的时候，我曾见过“四楞碑”，至于上面写的是什么，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20世纪70年代初，“文革”“破四旧”，许多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古老文化遗迹，都未能逃脱厄运，“四楞碑”也是一样，遭遇了灭顶之灾。“造反派”被狂热而盲目的情绪所支配，挥舞着手中的工具，凶狠地砸向这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四楞碑。“砰砰”的敲击声震耳欲聋，每一下都像是砸在村民们的心上。

被砸烂后的“四楞碑”，丢弃在场口王焱成家附近的黄桷树旁，默默承受着岁月的风吹雨打、侵蚀消磨。即便如此，在村里老人们的心中，四楞碑的故事从未被遗忘。直至今日，村里的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摆龙门阵时，还时常提及这块石碑，话语间满是怀念与感慨，仿佛“四楞碑”依旧矗立在眼前，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二

说起四楞碑，还与这里的炭花古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一段民谣，至今仍在村民们的口中吟唱：“四楞碑，大地名，煤炭炭花压死人；你不信，梁子上有些拐扒印。”这段质朴的民谣，揭开了炭花古道那段被尘封的历史。

明清时期，万盛地区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一跃成为周边商贸领域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地处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商贾马帮、货船络绎不绝。街道上，叫卖声、马蹄声、船桨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而这种商贸的繁荣，与綦江河的航运开发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据明代《四川通志》记载，綦江“上接夜郎，下通巴渝”，是川盐入黔的重要通道。在南桐矿山，曾设有多家“炭花牙行”，这些牙行里，每天人来人往，交易繁忙。“日有千人拱手（背炭），夜有万盏明灯（矿灯）”的奇观，便是当时这里繁荣景象的生动写照。那一盏盏明灯，在漆黑的夜晚照亮矿区，也照亮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给予人们在艰苦岁月中坚持下去的希望。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随着国内工业需求的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影响，万盛的焦炭窑如雨后春笋般在这片土地上兴起。在那个年代，工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人们从地下挖出的烟煤，要历经燃烧、干燥、热解等一系列复杂而烦琐的工序，才能制成半成品的焦煤。每一道工序，都饱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汗水。工人们在简陋的窑厂里，日夜坚守，忍受着高温与浓烟，只为生产出优质的焦煤。

1938年，抗战的烽火熊熊燃起，国家陷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民政府为支援抗战，火速开办南桐煤矿，为重庆钢铁工业的“大动脉”输送大量至关重要的煤炭资源。据《重庆工业志》记载，在鼎盛时期，南桐煤矿日产焦煤高达800吨，占大后方总产量的15%。这些珍贵的“工业血液”，通过长江水运，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有力地支撑着重庆兵工厂的枪炮生产。在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岁月里，每一块焦炭都可能成为打击侵略者的有力武器，为抗战胜利贡献巨大的力量。

由于万盛的交通状况不便，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炭花只能依靠人力，肩挑背磨地往外运送。人们弯着腰，背着沉重的炭花，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走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山路狭窄而陡峭，一边是高耸入云的山崖，仿佛随时可能有巨石滚落；一边是幽深不见底的山谷，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危险中。夏日，烈日炎炎，滚烫的阳光如毒针般直射在人们的背上，汗水如同断线的珠子，不停地从额头滚落，瞬间湿透衣衫，皮肤被晒得通红，甚至起水泡；冬日，寒风刺骨，冰冷的山风如锋利的刀子般割着人们的脸，手脚被冻得麻木僵硬，有时连背篓的绳子都冻得僵硬，难以握紧。但他们的脚步，却从未有过片刻停歇。

这条炭花古道的起点在今天的王家坝，人们从这里开始，一步一步地沿着踩山坪（现定青茶场）、烂田湾、沟煸、松林沟、茶垭、四楞碑、沈家湾、梁子垭口、观田，将炭花运到綦江蒲河高坎子码头，然后装船运往重庆等地。每一步，都印刻着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在这条漫长的运输道路上，背炭人还需时刻警惕野兽出没，以及应对突发的恶劣天气，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生死考验。

三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老百姓大多靠背炭花来换取苞谷、谷子和少量的银圆，以此维持最基本的生计。背炭花，成为人们生活的全部希望与依靠。这种超负荷的劳动，催生出独特的“背炭号子”：“脚踩石头手扒岩，背篓好比枷锁戴，一步一喘往上爬，汗水流成瀑布来。”这号子声，在空旷幽深的山谷中回荡，充满无尽的艰辛与无奈，却也透着一股坚韧不拔、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力量，成为那个时代劳动人民精神的象征。

据我三爸罗开谷说，那时，他跟着我爷爷一起跑，背一次炭花，只能换得糙米三四角（容量单位）或盐巴二三两。对一个家庭来说，微薄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我爷爷体力比较好，一次能背六七十公斤。为多挣点钱，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有时一天来回跑两趟，常常跑得两头黑，累得腰酸背痛，双腿像灌铅一样沉重，肩膀被背篓磨得血肉模糊。有时候，为能背到炭花，半夜两三点钟就得去王家坝煤矿等候，无论严寒酷暑，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我爷爷忍受着饥饿与寒冷，肚子饿得咕咕叫，手脚被冻得失去知觉。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们还会与其他背炭人交流经验，互相分享一些应对艰苦劳作的小窍门，形成一种特殊的工友情谊。大家会互相帮忙照看物品，分享自带的干粮，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彼此取暖。

天长日久，在这条炭花古道的石板路上，形成深浅不一的小圆凼（背杵窝、拐扒印）。这些小圆凼，是背炭人用背杵歇气时留下的痕迹，是劳动人民用血肉之躯镌刻在大地上的历史年轮。这些直径约15厘米的圆形凹痕，最深的地方达3厘米。经专家测算，需持续使用至少30年才能形成。它们静静地躺在石板路上，见证着民权村从古老走向现代，从艰难迈向新生的每一步历程。每一个小圆凼，都仿佛在诉说着当年背炭人的艰辛，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先辈们坚韧不拔精神的象征，时刻提醒着后人，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炭花古道上的每一个拐扒印，都是当地老百姓在艰难困苦中为生活不懈奋斗的有力见证。那些背炭的人们，身影在山路上摇曳，虽然渺小，却充满无尽的力量。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生活的不易与坚韧，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时至今日，虽然在这条石板路上背夫们的足迹已被青苔覆盖，但它依然在岁月的深处，默默地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的艰辛，要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