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露

书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十八岁的春里姐姐出嫁那天，一群姑娘穿着相似的衣服站在一起，接亲的人认不出谁是新娘。山歌一轮一轮唱起来，热闹把院子填满，只有春里姐姐一直在哭。

很长时间里，我都记得这一幕。

倒不是它有多么戏剧化，而是从这里开始，我意识到，《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不只是一部关于童年和故乡的回忆录。

作者扎十一惹出生于１９９０年，来自云南花腰彝族聚居区。长大后，她离开寨子求学、工作，当过记者。这本书写的是她前三十四年的人生经历。比起“一个女孩如何走出大山”的故事，更打动我的，是那些留在寨子里的女人。

前几章，有一种清新、野生的快乐。

她写小时候，午饭后大人们出去做活儿，一只巨大的中华田园犬陪她睡在家门口的青石板上。屋后小渠有微弱的流水声，蝉在叫。午后，狗把她舔醒，她痒得咯咯笑，清醒后，又和狗一起疯跑。

她说自己是“动物的孩子”，这话并不夸张。狗、马、牛、公鸡，都实实在在参与了她的童年。她会从牛背上滑到牛头，倒挂在牛脖子上，看一个颠倒过来的世界；也会在雷雨天把蓑衣披到母牛背上，自己钻到牛肚子底下，抱着牛腿睡着。醒来时，雨停了，远处有彩虹。

这样的段落让人舍不得读完。

山野、动物、河流、星空，像共同抚育一个孩子。贫穷当然存在，但在孩子的眼睛里，世界仍然丰盛。她没有把寨子写成一个纯粹受苦的地方，也没有把童年写成一场苦难回忆。那里有野趣，有自由，有一种近乎原始的生命力。

可慢慢地，这份自由露出了边界。

同样是这片山野，同样是这个寨子，女孩们小时候也可以在坡上疯跑，在草地里打滚，和动物一起长大。到了某个年纪，她们的人生却会被另一种力量慢慢收紧。山野给过她们自由，也看着她们一步步走进似乎早已写下的命运里。

春里姐姐就是其中一个。

马缨花开得很艳的那天，她出嫁了。作者原以为她是要去读高中的。接亲那天，双方一轮一轮地对山歌，可春里姐姐一直在哭。没有人安慰她。大家都很快乐。

作者说，那些歌声像保鲜膜一样把春里姐姐包裹起来，让她呼吸不到一点新鲜空气。

春里姐姐在全书中出现得很早。早在那些狗、马、牛和山野之前，她就已经出现了。只是最初，读者先看见寨子的明亮，听见孩子们奔跑的笑声。她的哭声，是随着成长而变得清晰。

我们很容易把乡村想象成一种诗意的远方。尤其在扎十一惹的笔下，寨子有马、有狗、有菌子、有田埂、有河流和月亮，确实美得让人向往。可是，对那些女孩来说，山野并不只是童年的乐园，也是她们很难走出去的地方。

此书的珍贵，不只在于写了一个女孩如何走出寨子。越往后，越让人记住的，是那些留在寨子里的女人。

春里姐姐出嫁时一直哭；三婶不识字，买东西靠认包装袋上的图案；堂妹高考前查出抑郁症，一次次离家出走；阿妈一辈子倔强，别人能盖烤烟房，她也要盖。

她们性格不同，脾气不同，过着完全不同的日子。可她们的人生又有某种相似。到了年纪就嫁人，成家以后围着丈夫、孩子和土地打转。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黑甘蔗”一章里，作者听着播客里关于女性主义流派的讨论，又刷到网上关于“农村女孩读到研究生后回村嫁人生子”的争论。有人惋惜，有人愤怒。

她想到的却是另一件事。在她长大的高寒山区，许多女孩的烦恼还停留在能不能读完高中。

那些热烈的争论，离春里姐姐们很远。离三婶很远。离阿妈也很远。

扎十一惹写她们的时候，没有刻意拔高，也没有刻意怜悯。她写她们的局限，也写她们的倔强；写她们的困顿，也写她们身上的生命力。她们有脾气，有欲望，有爱，有怨，也有自己应对生活的办法。

也正因为她们是完整的人，“其实没得选”这件事才更让人难过。

作者和春里姐姐相差不过几岁，在同样的地方长大，却像生活在两个世界。她离开寨子，去读书、工作、写作，有父亲的开明，有个人的努力，也有时代给的机会。

春里姐姐留了下来。她总忍不住想：她们的命运，本来也可能是她的。

２０２４年，姐姐和她先后离婚。阿妈还是会念叨，还是会替她们着急，还是会被人追问，女儿什么时候生孩子。

很多东西变了，很多东西又好像没变。走出寨子，并不意味着把寨子留在身后。那些观念、亲情和牵挂，仍然跟着她们。

这也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它没有把人生写成一条不断向前的路。离开的人会回头，留下的人也并非一成不变。她们并不是彼此无关的人。多年后，春里姐姐会出现在扎十一惹的文字里。阿妈会。三婶会。那些寨子里的女人都会。

她们构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本书，我大概不会知道她们。

而现在，我记住了春里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