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盛史苑

本版由万盛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会协办

□杨　　伟

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３年，我曾在万盛经开区石林镇庙坝驻村工作队工作。两年多的乡村生活，让我这个外乡人深深领教了当地方言的“威力”。其中最难忘的一次，便是我对“牲口”二字的误解——险些闹出一个大笑话。

一天，村里的养鸡大户到村办公室办事，顺便找我吹咵咵（方言，意为闲聊）。聊了一会儿，他起身说：“我要走了，还要回家喂牲口。”这位养鸡大哥腿脚不便，我去过他家里多次，对他家的情况算得上熟悉：除了满院的鸡，连只狗都没养，更别说牛、马、猪、羊这类传统意义上的“牲口”了。我顿时颇为诧异——他哪来的牲口可喂呢？

我把疑问说给一旁的队友，他听了哈哈大笑。队友是万盛本地人，笑着告诉我：“大哥说的‘牲口’，指的就是鸡。”在当地，只有鸡才被称作“牲口”，其他家禽家畜如鸭、鹅、猪、狗、猫、牛、羊等，是什么就叫什么，唯独鸡独享“牲口”之名。

原来如此。怪不得这位养鸡大哥口口声声要回去喂“牲口”。这种说法让我颇感新奇，彻底颠覆了我对“牲口”一词的固有认知。在普通话里，“牲口”专指牛、马、骡、驴等大牲畜，是能干活、能拉车的“大家伙”。谁能想到，在这片土地上，一只鸡也能被唤作“牲口”呢？

后来，我特意询问了南川、綦江、桐梓等周边地区的朋友，才得知在渝南黔北一带，当地农村的方言普遍将鸡称作“牲口”。这让我越发好奇：在这片区域，为什么人们会如此称呼呢？

将鸡称为“牲口”，在当地人听来再自然不过。这并非指鸡真的变成了牛、马那样的大型役畜，而是源于以下几个层面的原因：

一是语言学上的“古语遗留”。在古汉语中，“牲口”最初泛指供祭祀和食用的家畜，并不特别区分体型大小。《周礼》等古籍中，“牲”即泛指家中饲养的动物。在西南官话的许多边缘地带，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汇。在当地，“牲口”一词的外延比普通话更广。普通话里“牲口”专指大牲畜，而在当地土语中，“牲口”实为“畜生”的委婉或统称，涵盖家中饲养的各种活物。鸡作为家庭养殖中最普遍的成员，被纳入其中，是语言习惯的自然延续。

二是鸡在农耕文化中的“地位提升”。在渝南黔北的山区，受地理条件所限，过去交通不便、物质相对匮乏。对普通农家而言，鸡的地位远比城市人想象的要高。在当地过往的生活中，鸡是农民的“小银行”——家里的油盐酱醋、孩子的学费，往往靠几只母鸡下蛋来换取。一头牛虽然值钱，但它是生产工具，一般不会轻易宰杀；一头猪虽然体大，但往往是年底的“大件”，不到年关不舍得动。而鸡，是唯一兼具“货币属性”“祭祀属性”和“日常营养补充”的高频生物资产。将鸡称为“牲口”，恰恰体现了农民对其经济价值的认可——它是家里比牛、猪更具烟火气息的重要“牙祭”和“财源”。

三是情感上的“拟人化”与“泛化”。在当地口语中，称某物为“牲口”，有时带有一种怜爱或调侃的意味。农民养鸡，尤其是养了几年的老母鸡，往往觉得它们通人性。村里老人常说“鸡是哑巴儿子”，喂鸡时“咕咕咕”地唤，像唤自家孩子。那些孵蛋带小鸡的“抱鸡婆”，更常被用来形容母性的光辉。这种情感投射，让鸡在家庭中的地位，无形中更接近有灵性的“家庭成员”，而非简单的“家禽”。

四是让鸡区别于“野物”与“飞禽”。在山地环境中，当地人需要严格区分“家养”与“野生”。鸡虽属鸟类，但一旦被家养，便脱离了“飞禽”的范畴，归入“家禽”之列。当地人为了强调“这是家里养的财产”，便用“牲口”这个涵盖家畜的词汇来称鸡，以区别于山上的“野鸡”或“雀雀儿”（鸟类）。一句话：你是“家里牲口”，不是“山上野物”——亲疏远近，立见分晓。

将鸡称作“牲口”，并非当地人分不清鸡与牛马的区别，而是一种方言词汇的广义化和习惯化使用。它折射出的是这一带山区传统农耕生活的底色：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年代，鸡并非可有可无的“家禽”，而是和猪、牛一样，是维系家庭生计的重要“资产”。这个称呼里，既有古汉语的遗存，也饱含着农民对家养牲畜那种既依赖又亲昵的复杂情感。

如果你也在当地听到这个说法，说这话的人大概率是在用一种很乡土、很接地气的方式，强调这些鸡是“咱家正二八经养的值钱物件”。

巧的是，当年那位口口声声要回家喂“牲口”的大哥，后来不正是靠这一院子的“牲口”，稳稳当当地脱了贫、致了富吗？